1990年1月19日股票配资股票户网，中越双方在友谊关与同登零公里处举行了战俘遣返仪式。
根据资料记载，当天我方释放了越方俘虏67人，而越方则释放了我方我方被俘的汪斌、白之礼、王念顺、姜文达、缪甫荣5人。
汪斌被俘是在1984年4月28日，期间曾受到很大的折磨，后来还曾有过一次越狱，只是最终失败，直至此次交换俘虏。他回国时体重仅有37公斤，要知道这个体重远低于正常指标，成年人光是骨架就重达8公斤，更不用说其他疾病。
“我回来了。”
按照相关规定，汪斌这样的人回国，照例要接受隔离审查，一开始他以为这个过程会很快，却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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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斌是山东邹城人，1957年1月出生，1976年12月参军入伍，他是老山地区对越攻防作战中唯一被俘的我军军官。
1983年12月，昆明军区领受了收复被越军侵占的云南省麻栗坡县老山地区的作战任务，当时隶属昆明军区的14军40师奉令参战，那时刚结婚不久的汪斌被调入40师，任该师118团1营2连副指导员。
按照战役计划，我军一开始就制定了穿插战术，其中118团1营奉令执行这一任务，负责夺取76号高地、1072高地，以便于战役发起时形成内外配合，保卫敌人，切断敌人后路的任务。此后随着战役的发展，1营继续向49号高地、48号高地向老山地区发展，配合主力歼灭老山之敌。
不过，就在战役发起之前，14军军长改变了原定的部署，他要求1营把穿插路线提升到400米，即从原来的山脚下到山坡上，并要求部队从80号、59号高地之间越境，沿79号、1214、78号高地实施穿插。因为这条线路山高林密，便于隐蔽。
尽管这一方案相较于之前只是变了个方向，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1营来说无疑是加强了困难。
山高林密的地形虽然客观上便于我军隐蔽，可从部队行进的角度来看却是个大不利，一旦敌人趁我军穿插之际采取反制措施，部队不但任务可能完不成，自身还有可能遭到重大损失。
1984年4月28日，在经过26天的炮火准备后，昆明军区14军、11军投入了战斗准备，当日凌晨5时56分，随着一颗信号弹升空后，我军布防以船头村为中心的猛硐乡、芭蕉坪、交趾城等地的炮兵阵地的200多门火炮同时喷出火舌，向越军在老山周边地区的阵地猛轰。
14军的炮兵按照计划进行了半个多钟头的炮火准备后，当天上午6时10分，118团1营按照预定计划展开穿插。
很不幸的是，我军在战前穿插进行的炮火准备被敌人预准，因而1营按照战斗队形穿插过程中，遭到了越军火力覆盖，也因为穿插部队出现了重大伤亡，1营未能按照战役前制定的计划夺取1072高地。
不幸中的万幸，118团1营在穿插前，带队的副团长向坤山和营长刘年光比计划提前了两个小时穿插，越军的火力当时并未覆盖全营，只有营指挥所、火力队和担任预备队的2连伤亡惨重。
因为越军的炮弹均采取了顺瞬发引信，导致了炮弹即便是碰上树枝树叶也会发生爆炸，而炮弹空爆造成的破坏力对2连来说更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打击。
当时，2连遭遇火力覆盖的情况下，连长王仕田、指导员高少林为了摆脱困境，带领连队不顾一切的超前猛冲，在经过1214高地、78号高地东侧和51号高地东北侧后，2连的伤亡已经高达50余人，损失近半。
更糟糕的是，2连在这一路猛冲的过程中，带队的主官王仕田和指导员高少林先后被炮火炸伤，其中王仕田更是伤重牺牲，负责带领突击排的副连长丛明也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中。
这么一来，2连群龙无首，处境更加堪忧。
当时，带领炊事班负责战场救护的副指导员汪斌就成为2连最大的主官，后来在救护的过程中，指导员高少林指定汪斌为代理连长，要求他继续率领2连坚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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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斌这时也顾不上谦虚，勇敢的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一面救护伤员，一面率领2连幸存的战士向营指挥所的方向靠了上去。
本来在这样的情况下，2连不该再有任何动作，可汪斌记挂着牺牲在战场上的副连长丛明，他向营长刘年光提出请求：
“请让我带队把丛明的遗体找回来。”
刘年光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汪斌的意见。
可也就是这个举动，令汪斌陷入绝地。
在得到批准后，汪斌带着司务长韩金才和自己的通讯员邵文忠向敌人纵深搜索前进，后来在48号高地，他们遭遇到了越军的一个小分队。
越军发现了汪斌几人，于是抢先一步开火，司务长韩金才、通讯员邵文忠都中弹倒地，汪斌虽然活了下来，但是左腿负了重伤。
当时，越军观察到汪斌身上背着的861指挥机，指挥旗和望远镜，断定了他是指挥员，就涌上来想活捉汪斌。
汪斌本来有一支冲锋枪，但在此前撤退过程中，枪被二排的一个火箭筒手要去了，他身上几乎没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只有两枚手榴弹。
就在汪斌拖着受伤的腿去拿通讯员身上背着的枪的时候，越军几个士兵一拥而上，一枪托把他给砸晕了。
也有另外一个说法称，汪斌在被俘之前，曾向距离他几十米远的花国顺喊了一声：
“向我开枪，向我开枪！”
等到汪斌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整个人被捆在树干上，正被越军士兵往下拖。
根据资料记载，汪斌在被俘的六年时间里，曾受到越军非人的虐待，加上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了他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不过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汪斌也没有屈服，他也没有透露半点机密给敌人。
在被关押期间，汪斌不止一次的想过要逃跑，他为此还研究了敌人换防的规律，关押地点的情况以及逃出路线等等。
1987年7月19日，汪斌趁着敌人看守不严，破墙越狱而出，他本来是想去找中国驻河内大使馆求助，却因为受到长期监禁，身体状况不佳，没能跑出去多远。
越军士兵再次将汪斌抓紧监狱，并用酷烈的手段折磨他。
到最后，汪斌实在无法忍受敌人折磨，他决定自杀，为此他开始绝食。只是很遗憾，汪斌的想法被敌人察觉，他被越军控制住后，强行将食物灌入他的胃中，汪斌这才活下来。
汪斌意识到，越军不可能轻易放他，也不会容许他自杀，想通这一关键后，他的心反而定下来。
3
1990年1月16日，中越双方交换战俘，汪斌也回到国内。
不过，令汪斌万万没想到的是，此后持续一年的审查，又给他蒙上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各方面的指责纷至沓来，“叛徒”“卖国贼”的骂声此起彼伏，就连昔日的战友也远离他。
对此时的汪斌而言，肉体上的折磨远不如心理折磨。
也就是在此时，一个人的出现拉了汪斌一把。
陈赓之子陈知建是时任14军40师副师长，他在听说汪斌的遭遇后，主动到医院探望了他，还安慰她说：
“如果我们相信了那些你变节投敌的传言，是绝对不会来看你的。既然我们来了，说明你的问题有了答案，希望你放下包袱。”
陈知建的话令汪斌重新振作。
在经过一年多的审查后，组织上给汪斌做出了结论：
“无投敌叛国行为，恢复军籍、党籍和干部职务，授予上尉军衔。”
1993年初，汪斌转业，回到故乡电力系统工作。
网上资料里对汪斌后来的情况再无下文，不过可以想见，汪斌转业回乡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话又说回来，在1984年老山战役中，14军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这支部队“丛林猛虎”的称号，很大程度就是在1979年对越反击战和1984年老山战役打出来的。
第一阶段老山收复战中，40师在老山作战六天，为收复老山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唯一的遗憾就是穿插作战中，1营出现了重大伤亡。
根据部分资料记载，军长刘子波在提出更改118团1营穿插作战方案时，曾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更改后的方案所处的地区地势复杂，不利于穿插，但刘子波并没有采纳此意见。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资料提到两件同刘子波将军有关的事儿。
第一件事就是指挥所位置的选择。
1984年4月28日老山战役发起之前，刘子波曾将军指挥所与40师的指挥所位置选在地势平坦的洼地干田村附近，原因是这里便于部队攻击行动，靠近公路便于机动转移。
当时有人就提出反对，称将指挥所放在地势平坦的洼地干田村过于暴露，一旦开展军、师指挥所很容易遭到敌人炮击，建议军、师指挥所挪到二里路外的曼棍洞。并将军、师指挥所分开。
不过这个建议一开始也没有被采纳。
直至军区政委谢振华在开战前一天，强令军、师指挥部搬进山洞。果不其然，开战后干田几次遭到越军炮击，随后军、师指挥所分开工作。
第二件事是三次对河江市区的炮击。
劳山战役打响后，越军曾对14军以及40师指挥所前沿进行炮击，刘子波也先后三次下令，要求炮兵对越军第二军区指挥部所在的河江市区进行炮击，此举虽然令越军前指大为慌张，被迫后撤，然而向市区开炮的举动，造成了对当地学生和市民的误伤。后来越军利用此事在媒体大做文章，造成了国际舆论上很不好的影响。
根据资料记载：
“1984年5月14日上午， 40师炮兵团在干田村被越军炮火压制，为了报复越军，当日傍晚，师炮兵指挥所指令炮兵第4师5团的130加农炮营，以越南河宣省省会河江市区的一面旗帜为目标，打了6发炮弹，并发射宣传弹以示警告。当时正值下班时间，炮弹落到了下班的人群中。不久，越南的电台就广播了中国军队炮击打死打伤其妇女儿童的新闻。5月22日，炮兵第4师5团的130加农炮营再次炮击了河江市的越南军政机关，二军区前指遭到炮击，不得不后撤躲避。这两次炮击距离在20公里左右，是两山作战期间中国炮兵打得最远的战例。”
1984年8月，原14军军长刘子波调任昆明陆军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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